怎么没有见过《春秋》这本书?《春秋》是本什么书?(春秋是哪本书)

儒家为孔子张目，说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其实他根据鲁国的史书修定，从鲁隐公到鲁定公，写了一共200多年的历史。篇幅很短，后人拍马屁，颂其为经，称其微言大义，孟子言：孔子作春秋，乱臣贼子惧。其实哪有那么大威力。因春秋惜字如金，很多人看不明白，于是左丘明、榖梁赤、公羊高三人，相继为其写传，各有千秋。东晋的范宁评价这三传云：左氏艳而富，其失也巫；穀梁清而婉，其失也短；公羊辩而裁，其失也俗。可谓一语中的。

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，有丰富文化典籍的国家。又是一个史学很早发达的国家。早在两千多年前，就有了比较系统的史学著作。《春秋》就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。它是春秋时期鲁国史官编写的，是一部断代的编年史。因为是按年来编写，所以就取一年四季中的春秋两字来命名，叫做《春秋》。相传这种断代的编年史，在西周“共和行政”时期就有了。在《墨子》这部书里，就提到过有周、燕、齐、宋等国的《春秋》。可见在当时的一些大国中都编写了历史书——《春秋》。但是，除了鲁国这部《春秋》外，其他的都没有保存下来。

这部鲁国的《春秋》，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到鲁哀公十六年（公元前479年），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。它虽然是按鲁国的历史年代来记事，但是，涉及到我国这段历史时期中的许多事件，许多诸侯国家的历史。所以后来人们就称这时期为“春秋时期”。

相传在春秋时期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，曾经对鲁国《春秋》作过一次修订。并且用它来做历史课本教学生，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一。因此又称为《春秋经》。不过，这部史书虽然有明确的年月记载，但文字太简单，记载的史实也只是一个大纲或提要，事情的原委记载的很不详细。于是后来就有人给它将史实补充叙述和进行评论。这些叙述和评论就叫做《传》。

给《春秋》作过《传》的共有三家。有战国时期的齐国人公羊高作的，叫《春秋公羊传》，简称《公羊传》；有鲁国人谷梁赤作的，叫《春秋谷梁传》，简称《谷梁传》；有春秋末期鲁国人左丘明作的，叫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简称《左传》。三种《传》合称《春秋三传》。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主要是对《春秋》中的史实加以评论，没有多少史实补充，比较空洞。这两部书开始是以口授，一代一代相传，约到西汉初期才写成书。

《左传》开始也是口授相传。据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，认为《左传》并不是鲁国史官左丘明一人所作，而是不同时期一些史官们的集体创作。左丘明是根据史官们的作品，加工整理成文的人。这书最后写成约在战国初年。

《左传》是一部用历史事实来解释《春秋》的史书。在它的内容里，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，在我国史学史上，是部很宝贵的史书。同时，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。它的文章结构严密、文字简练。叙事有繁有筒，生动活泼。在我国文学史上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因此，研究我国先秦时代的社会史或文学史，《左传》都是不可缺少的书籍。

《左传》记事的最大特点，是在春秋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，根据主要的历史事件，描写出各诸侯国之间的斗争，如外交上的会盟、军事上的战役。既描写了国与国之间的斗争，也描写了各国内部的斗争。尤其是对一些主要战役的描写，如晋楚城濮之战、邲之战、鄢陵之战、吴楚郢都之战等等。

大家好，我是趣撩历史，我来回答这个问题。《春秋》作为儒家重要的典籍之一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《春秋》也是我们常说的四书五经中，五部儒家经典之一。这五经分别是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，但是平常很少能够见到《春秋》这本书，具体原因趣撩历史和大家聊一聊。

《春秋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书修改而成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。然而《春秋》因为文字过于简练，后人不易理解，如《春秋》中记载：“隐公元年，夏五月，郑伯克段于鄢。” 郑伯克段于鄢的讲的是郑庄公和他弟弟共叔段兄弟阖墙的故事，在《左传》用了六七百字进行叙述，而在《春秋》中就用了六个字来记载。如果单单看《春秋》的话，根本就无法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，或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
所以为了阐述和解释《春秋》，后人专门编写著作来为《春秋》做传。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。在现今的版本里，《春秋》已经不单独成书，《春秋》的文字内容均被编入《左传》等书中，以“经”的方式展示给大家。给大家举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，以隐公五年为例：“【经】五年春，公矢鱼于棠。夏四月，葬卫桓公……”“【传】五年春，公将如棠观鱼者。臧僖伯谏曰：“凡物不足以讲大事，其材不足以备器用，则君不举焉……”

这里“经”记载的内容就是《春秋》中的内容，而“传”记载的内容就是《左传》中叙述的内容。所以现在看不到《春秋》这本书，是因为已经把它书中的内容合并编写到《左传》等书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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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左传》，《公羊》，《毂梁》皆为《春秋》别称，春秋者至东周起，各诸侯之编年史，周失其鼎，列国鼎势以记年，是为春秋，失一统无四季尔

《春秋经》 《春秋》，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史修成的。“《春秋》古经十二篇，经十一卷”，以鲁国为主，涉及各国之事；分年纪事，上起鲁隐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，下止鲁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81年），计凡12公，242年。《春秋》是编年体，年有四时，不能偏举四字为书名，取“春”“秋”，已包含“夏”“冬”。当时，不论周王室或诸侯国，均有史官负责记载周王室或本国的历史，但其书名并不一样，如晋叫“乘”，楚名“梼杌”，秦称为“记”，周、鲁、燕、齐则称为“春秋”。

《春秋》原是普通名词，到孔子据鲁史而修，《春秋》才成了《春秋经》的专有名词。 但在春秋时期，鲁国已不能尽遵周礼，所以孔子有“鲁一变，至于道”的说法，他也不是全盘照搬周礼，而是有所斟酌损益的。编写历史与周礼联系起来，则是《春秋经》对旧贵族奴隶主传统文化的依恋，是它保守的一面。《春秋经》对于人事，不仅注意所谓善恶，还认真记载其得失成败。书中所记水、旱、雪、霜、地震等等，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处理的。它偶尔记述一些诸如“六鹢退飞过宋都”之类的奇异现象，只是“纪异而说不书”。在春秋时期，朝聘、会盟、征伐、城筑等，本来多与宗教活动有联系，但《春秋经》却从中游离开，只是从人事的角度去记载，把历史与神话和宗教分离，这是进步的一面。《礼记·解经》说：“属辞比事（指善于设辞举例，判断是非），《春秋》教也”，“属辞比事而不乱，则深于春秋者也”，这是《春秋经》的编撰方法。同是记载战争，有伐、侵、战、围、救、取、执、溃、败等不同写法；同是记载杀人，有杀、弑、尽杀、诱杀、歼等不同的写法。《春秋经》把头绪纷乱的史实，“以事系日，以日系月，以月系时，以时系年”，即把史实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，并有所取舍详略。

这样表达出了较多的历史情况，这就是《春秋经》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，开辟了后来的编年史体例。《春秋经》总计约18000字，分条记事，不相连属，文句简约，多则47字，少则1字，并没有写出所记事件的原委。后人为了理解经义，随后就出现了《左氏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《邹氏传》和《夹氏传》五家。后来，《邹氏传》和《夹氏传》佚失；《左氏传》改为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简称《左传》。《春秋经》的经文，现在都分别载于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和《穀梁传》的各传之前，已没有单行刊本，但在古代，《春秋经》与三传，实为各自刊行，而且今古文本也不相同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所谓的“古经十二篇”，就是古文本的《春秋经》，也就是《左氏传》所根据的古文经。所谓的“经十一卷”，就是今文本的《春秋经》，也就是《公羊传》及《穀梁传》所根据的今文经。《春秋古经》与《左氏传》的配合，大概始于晋之杜预。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序》所说“分《经》之年与《传》之年相附，比其义类，各随而解之”，可为证据。至于今文的《春秋经》与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的配合，则不详始于何人。《左氏传》的经文，与《公羊传》和《穀梁传》经文的主要不同：《公羊传》和《穀梁传》的经终于哀公十四年的“西狩获麟”；《左氏传》的经终于哀公十六年的“孔丘卒”。这种不同，表示了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对于《春秋经》的看法不一样。

《公羊传》的作者旧题为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，初仅口头流传，至汉景帝时，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母生将其写定成书。《穀梁传》旧题为战国时鲁人穀梁赤撰，最初也是口传，至西汉时，传其学的人才把它写定成书，体裁近似《公羊传》。《公羊传》和《穀梁传》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《春秋》书法，即所谓“微言大义”，对当时的统治极为有利，故均立于学官，但因其对史实的增补不多，因而史料价值不大。相传《左传》为左丘明作，但从其内容看来，它的作者不会是孔子所称道的左丘明。顾炎武说“左氏之书，成之者非一人，录之者非一世”，颇可取。《左传》成书，大体可以定在战国时期，但并不排斥后人有所增补。现在我们看到的《左传》，是经杜预改编过的。《左传》一书，18万言，上起鲁隐公元年，下迄鲁悼公四年，前后共计259年，比《春秋经》多了17年，而所记史事与《春秋经》有所出入，有在《春秋经》有而《左传》中没有的，有在《春秋经》无而《左传》中有的。《左传》不仅记载了鲁国的历史，而且还系统地叙述了当时几个主要诸侯国的历史。它的突出特点是：书内展开了社会矛盾的记载，长于记述战争，特别善于描写大国争霸战争，更善于描写历史人物。同时，书中记载不限于政治，也涉及社会其他各个方面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，也就被司马迁纳入了《史记》。《左传》不但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出色的编年体史书，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名著。 《国语》主要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事实，也有部分记载了西周时期的史实。《国语》和《左传》是春秋时期的主要史料，但这两书的关系，历来有两种说法。一说，这两部书都是左丘明作的。左丘明为了给《春秋》作传，搜集了许多史料，后来，一部分用上了，这一部分就成为《左传》。没有用上的一部分就单独成书，名为《国语》，所以也称《春秋外传》。另一种说法是，《左传》并非左丘明作，《春秋》原来的传是《公羊传》和《穀梁传》，本来没有《左传》，只有《国语》，它是春秋时期各国历史的一个总集。到汉末，古文经学家刘歆为抵抗《公羊传》，便把《国语》割裂开来，分出一部分，与《春秋》联系起来，托名于左丘明，称为《左氏传》，其余的部分还叫《国语》。司马迁说：“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。”也就是说，《国语》是左丘明原来著作的名称，《左传》可能是从《国语》中分出来的。《国语》的出现，可能在战国早期。 春秋三传和《国语》，都是战国时期的产物。战国时期可以说是先秦时代历史著述比较发展的时期。

战国时期，除了春秋三传，还有多种历史撰述。其中，有《竹书纪年》《世本》《山海经》，有《尧典》《禹贡》、礼书，有《战国策》。还有跟历史有关的图像和地图。 《竹书纪年》，是西晋初年出土的一部史书。 《世本》，顾名思义，应该是主要记世系的书。 在战国晚期，整个形势趋向统一，已逐渐明白。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阶段上，史家酝酿着对以往历史的总结，这就成为《纪年》和《世本》这两书产生的一种社会原因。

但历史的发展在这时究竟还没有走完一个阶段，通史的写作仅是在未成熟的酝酿中有了开始，它们还不能完成通史写作的任务。 《山海经》是一部记载山川、道里、物产、风俗、帝王世系、历史人物、奇禽异兽、神话、传说的书。《山海经》跟《竹书纪年》和《世本》在具体的内容上，各有自己特殊的领域。但在资料上博取古今，在思想上要求统一的倾向，却是一致的，这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历史特点。 《尧典》和《禹贡》，是《尚书》里的两篇。今文《尚书》和古文《尚书》都有这两篇。《尧典》的今文本，是把尧舜的事迹合在一篇里。《尧典》的古文本，是把舜的事迹划出来，别称《舜典》，并在所谓《舜典》的开端，多出了28个字。现在我们所说的《尧典》，是指今文本。《尧典》和《禹贡》表达的是辽阔的地域，统一的气氛，基本上摆脱了神话色彩，这是战国时期历史撰述的特点。

《尧典》记尧舜时期，是按时间顺序写的。 《禹贡》，传统说法认为是禹的作品。这显然是在传说基础上的附会。 礼书，反映儒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及其有关的细节。尽管其中有儒家对于周礼的加工，仍然有丰富的社会史的内容，至少在典志书的发展上，也是有一定地位的。 《仪礼》和《周官》是战国时期在这方面的主要撰述。《仪礼》17篇，分别记述冠、昏、乡射、朝聘、觐见、丧、祭的礼。这些礼都关系到古代社会贵族生活中的重大活动。《周官》，一般称为“周官”或“周礼”。《周官》《尧典》和《禹贡》，都在儒家思想影响或支配下反映趋向一统的思想，这是它们所共有的特点。《战国策》，是写战国时期说客辩士的权谋和军政大事的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