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句话，写历史，蔡东藩是认真的。

首先，蔡东藩在演义自序中，反复提到过他搜集资料、动笔行文之难，考虑到当时清末民初，读书之艰辛，获取信息的不易，铁骊个人觉得，蔡东藩先生对历史必是颇为用心去考证的。

蔡东藩十四岁中秀才，参加优贡朝考取为一等，后又担任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辑，他的聪慧与才华，对学问态度的严谨踏实，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。

窃谓稗官小说，亦史之支流余裔，得与述古者并列；而吾国社会，又多欢迎稗乘。取其易知易解，一目了然，无艰僻渊深之虑。书籍中得一良小说，功殆不在良史下；私心怦怦，爰始属稿而勉成之。

自天命纪元起，至宣统退位止，凡二百九十七年间之事实，择其关系最大者，编为通俗演义，几经搜讨，几经考证，巨政固期核实，琐录亦必求真；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，尤再三致意，悬为炯戒。

成书四册，凡百回，都五六十万言，非敢妄拟史宬，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，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。

蔡东藩老先生才华横溢，人品正直，对当时陷入苦难的中国也是痛心疾首，他写《通俗演义》带着一种广泛历史教育的抱负、拳拳爱国之心，是抱着一种“演义救国心”撰写的这套卷帙浩繁的巨著。民国时期不少爱国文人的作品中，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情感。

不过受时代约束，自身水平的限制，还有民国好搜奇异怪谈文风的影响，蔡先生的书中也不免掺杂了大量野史异闻和不合理的立论，这些立论往往带有比较强的主观性。比如《唐史通俗演义》开篇：

“曾记前人留一笑谈云：“汉经学，晋清谈，唐乌龟，宋鼻涕，清邋遢。汉晋宋清诸朝，自有专书交代，不必向本编声明，只“唐乌龟”三字，究作什么解？

再举个例子，写《宋史演义》，蔡先生在写到杨老令公战败时撞死李陵碑，即便当时，应该不少人都知道，历史中的杨老令公并不是这么死的。之所以这样写，恐怕还是更大发自文人内在的情感，希望有一种文死谏武死战情怀。

再比如《元史通俗演义》中讲蒙古源流部分，内容就更像是一本演义小说了。有人说那部分读起来恍惚在读《西游记》。

但也有例外，《民国演义》是蔡东藩写自己经历的朝代，内容就详实真切许多。

总结一下吧，要具体讲，蔡东藩《中国历朝通俗演义》内容到底有多客观，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二十四史的白话文翻译版（当时的白话文，而不是现在的）加上蔡老先生自己的选择摘要，以及分析总结评论。我们还是拿《宋史通俗演义》的开篇来举例说明：

陈桥变起，黄袍加身，那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竟夺了周室的江山，自己做起了皇帝。偏是皇天有眼，使得辽、金、元三国迭起北方，屡为边患。北宋抑兵太过，外乏良将，总道是收复燕、云十六州，谁知竟连二帝也被人家虏去。南宋任贤不专，内乏良相，稍稍出了几员大将，又被那贼臣奸相多方陷害。风波亭上，冤狱构成，西子湖畔，骑驴归去，大家心灰意懒，坐听败亡。后来弄得连赵氏最后一块骨血也孤悬海外，徒落得崖山覆没，帝子销沉。没奈何，只得把赵宋三百二十年的江山断送了事。其实，宋朝善政却有数种：第一种，是整肃宫闱，没有女祸；第二种，是抑制宦官，没有阉祸；第三种，是睦好懿亲，没有宗室祸；第四种，是防闲戚里，没有外戚祸；第五种，是罢典禁兵，没有强藩祸。不但汉、唐未能相比，就是夏、商、周三代，恐怕还逊他一筹。这也是赵宋维系人心，享国长年的原因所在呢。

所以总的来说，《历朝通俗演义》是介于史书与演义小说之间的一部书，可读性比严肃历史要高，可信度要比演义强出多多，一般人如果读二十四史都会感觉太艰难深涩，那把蔡先生的演义作为历史入门读物是相当合适的。

谢谢您的阅读，希望对题主有所帮助。

其实从另一角度来看，一些小说的作者，反而比历史学家更严谨，比如蔡东藩、钟毓龙（上古神话演义）。因为小说家尊重文献，对文献有所怀疑，就疑而存疑。不象历史学家，不懂装懂，自己怀疑不理解，就轻易否定，以笔消之。而时代发展，发现所疑竟然是史实，终成笑柄

他实在没有讲故事的天赋！读来味同嚼蜡

百分之九十五

这书比官实都更可信